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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不忘“七七事變”——為什么國共軍隊的抗日表現如此不同

2019-07-07 17:20:38  來源:紅色小小兵  作者: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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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子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始計篇》)這句話翻譯成今天的通俗語言,意思就是:打仗是關系到一個政權存亡和個人生死的大事情,必須明辨秋毫,容不得半點馬虎。戰爭是最嚴酷的檢驗:一個政權或者一支軍隊能夠在何等程度上動員民眾的力量,并運用好這一力量。正是戰爭的殘酷性和嚴肅性,逼迫人們拋棄一切虛偽和驕傲,認真看待實際問題,最大限度地提升政權的動員力量和軍隊戰斗力來贏得生存機會,就其本質而言,戰爭是檢驗把內部資源動員起來有效應付外部侵略的最嚴酷的課題。

  毛澤東曾與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林一山說到:“打一打仗可能有好處,可以減少主觀主義。”(顧邁男:《遠景壯麗的南水北調——記原長江水利規劃辦公室負責人林一山》,《人民日報海外版》2003年7月4日第9版)在日本侵略軍的優勢力量面前,共產黨和國民黨都得按照自己最大的能力去通過這一嚴酷的檢驗。d同志作為戰爭的直接參與者,對“主觀主義少”特別有心得,所以他把“實事求是”提高到統領一切的高度,不僅說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這個,還說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也不外乎這個。(“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這四個字。”《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以上均載《d文選》)

  許多人對于有形力量的對比是清醒的,但是在有形力量之外還有什么作為,則茫茫然。毛澤東的過人之處在于,他非常清晰地區分了哪些方面是有形力量暫時要起作用的,而又可以在哪些領域去尋求無形力量的成長空間,在強敵無法經營的薄弱地帶去尋找克敵制勝的法寶——這就要求管理者以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來進行工作,非此就無法擺脫有形實力不足條件下常見的悲觀動搖,他對陜北公學的畢業生的講話中間說:

  “有個青年從長沙寫信來說:‘中國必亡。設若武漢失掉,則大塊地方都完了,還有什么辦法?’我說,我們陜北公學同學出去一定有辦法,辦法就是畫‘豆腐塊’,在大路附近畫‘豆腐塊’。在‘豆腐塊’邊上我們暫時沒有辦法,因為那是大路、大城市,被日本據有優勢武器的兵種占領著,這就是說,‘中國不是亡國,而是亡路’。日本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決戰,也就得到了鄉村、小路的持久戰。比方,陜北延安被占領了,我們就會在其他小塊,無數鄉村,無數小路打持久戰。城市速決戰日本可以取得勝利,鄉村持久戰是我們取得勝利。這次你們畢業后要分兩部分去工作,一部分在后方發展民運工作,另一部分要到‘豆腐塊’里去。也許有人怕去畫‘豆腐塊’,我們舉出聶榮臻的例子,就會不怕了。聶榮臻在五臺山創造了一支二萬五千人的大隊伍(不脫離生產的還不算)。我們要把這個例子告訴全國被占領或將被占領的區域的人民,使他們看到抗日的辦法與出路。我們堅決反對被占領區域沒有辦法的說法,在這方面我們還可以講講十年內戰時期許許多多的經驗。……你們要到敵人占領的一切地方去工作。山西的‘田’字形態勢,從幾條大路來講,敵人包圍了我們;反過來,我們占據了大路附近的許多‘豆腐塊’,我們就包圍了敵人。(毛澤東:對陜北公學畢業同學的臨別贈言,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載《毛澤東文集》第二卷)

  這個長沙青年的看法,實際上是把有形實力的優勢看得絕對化了,看不到無形實力的作用空間,所以,就必須會產生此種悲觀態度。而共產黨人則有另外的管理方法,足以在有形實力劣勢的情況下起作用,當然,這種管理方法也不是一設想出來就可能起作用的,還要經過摸索和磨礪,經過數年的努力之后,共產黨人在井岡山完成的管理革命成就,就開始在華北敵后起作用了,來自侵略軍方面的文獻,具體顯示了毛澤東“畫豆腐塊”戰略的成績:“1944年秋,當日軍大力恢復‘治安肅正’的局面時,其駐華北部隊的高級參謀住川吉光宣稱:在日軍進占的400多個縣中,牢牢控制住的只有7個縣(占總數的1.4%),有139個縣(占總數的31.5%)后來又被迫放棄給共產黨了,另有295個縣屬于中間地帶,兩派勢力‘波動很大’,同時,‘在許多地區,人民都同情共產黨’。”((瑞典)達格芬·嘉圖著 楊建立 朱永紅 趙景峰譯《走向革命——華北的戰爭、社會變革和中國共產黨1937一1945》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第259頁)

  岡村寧次于1941年就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他一上任就把幾乎全部兵力投入所謂的“肅正作戰”:“我就任華北方面軍時的形勢是,對重慶政府軍的作戰已大致結束,周圍幾乎到處都有共軍活動,另有幾處盤踞著重慶系地方軍。因此,說到作戰,大體上各軍、方面軍直轄兵團對當地共軍都在日夜進行討伐戰(規模大小不等)。”侵略軍當然希望找到機會按照日本侵略軍的優勢火力進行正規戰,但是他的如意算盤落空了,最后陷入共產黨人按照自己優勢而選擇的“麻雀戰”,最后在麻雀戰中間日本侵略軍形成的理性選擇是:“我軍步兵分隊在最邊緣地方布防時,駐守一般是在村莊或要沖等地修筑碉堡,外面圍繞一條深水溝,溝上設置吊橋以便出入,平時將吊橋收起,士兵生活在水溝圍繞的范圍內,并派有崗哨警戒。”((日)稻葉正夫編 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華書局1981年,第325頁)

  戰爭以哪一方的優勢來進行,這顯然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爭奪“主導權”問題。爭取主導權也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這意味著共產黨人和八路軍不得不分散活動,在敵人采取大部隊行動的情況下,常常會出現小分隊遭遇敵人大部隊的機會,使個人遭遇到很大的威脅。這種在極端惡劣的敵情下戰斗的情況,最集中地體現在蘇北新四軍的艱苦抗戰中間,一位新四軍老戰士徐蘆告訴我:

  “我去蘇北的時候,日寇已經停止了對蔣介石集團的進攻,以誘降為主,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敵人就把主要力量轉回來對付我們敵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我們打游擊的時候,每晚都要移動,改換宿營地,以防敵人奔襲。”“我們參加革命是改造客觀世界,在此同時,誰也不能不改變自己的主觀世界,否則就根本不可能擔當起嚴酷的戰斗和工作任務。而且這樣的改造還不是可以‘畢其功于一役’的,而是革命一輩子,就要改造一輩子。拿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個人當時極為自豪的定位是: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我們是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我們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戰士。我們一定能夠趕走日寇實現獨立自強,然后推翻‘三座大山’;我們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斷改善工農和勞動人民的生活。沒有這些,怎么可能前仆后繼,不怕犧牲,怎么可能手持劣勢武裝,不惜以三至五人甚至更多的犧牲去消滅一個敵人,又怎么可能使散在江南八省的幾千新四軍,發展到十五萬主力,上百萬地方武裝。我是一個幸存者,耳聞目睹了許多令人難忘的普通人的故事。”“1941年我們共有27個同志,一起坐上往解放區的船,我同一位名叫張蕓石的同志坐在一起,他是新四軍六師十八旅的,在日偽清鄉時疏散回上海的,現在是要去歸隊。1945年815日寇投降時,我們27個人中間,只有我和張蕓石還活著,為了要高郵的日寇繳槍投降,他站在前線喊話,被日寇的狙擊手罪惡的子彈擊中,壯烈犧牲。在勝利已經到來的時候,他卻走了,我們把他埋葬在高郵永安鎮附近。最后只有我一個人活著見到了新中國。”(對徐蘆的訪問,2004年8月)

  反過來,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的作戰方式,往往是被動適應了日本侵略軍所主導的正規戰需要,錯誤地選擇了按照發揮強敵優勢力量的方式進行戰爭,結果導致喪師失地,國民黨的失敗本質上也是一種管理方式的失敗。這被共產黨人批評為“片面抗戰路線”,因為他們沒有能力組織那種根據敵人弱點來進行的戰爭樣式,不得不消極被動地打正規戰,這恰恰有利于日本侵略軍發揮優勢火力的作用,這一失敗不是偶然的,根據抗戰史專家張宏志的研究:

  “國民黨軍在戰略防御階段中先后進行了平津、南口、涿州、忻口、娘子關、上海、南京、晉南、魯南、武漢10次較大的戰役。在這些戰役中,國民黨軍中的愛國將士進行了英勇戰斗,幾十萬人殉國前線,創造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但是,由于種種歷史原因,國民黨政府不愿發動全面的全民族抗戰,而實行了單純政府、軍隊抗戰路線;它的統帥部在戰略指導上又有許多失誤,從而招致了許多不應有的失利。從戰略防御的全部看,一則自己損失過大,國土喪失過多;一則對敵消耗不夠,對敵國的戰爭潛力的破壞又顯太小,從而導致了戰略相持時期中國抗戰局面的嚴重困難。”在第二階段的抗戰期間“國民黨戰場,先后進行了14次較大的戰役,在所有這些戰役中,國民黨喪軍失地,并且丟掉了西北除外的所有國際交通線,使財力、物力和軍力遭受了巨大損失,軍隊戰斗力空前降低。這些時期,國民黨軍58個將領、50萬軍隊投降日本。國民黨上層動搖,蔣介石的投降獲得使中國抗戰一度出現嚴重危機。此外,國民黨還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此后日軍發動的一號作戰當中,國民黨軍隊更是從鄭州一直敗退到南寧,丟掉了河南、湖南、廣西三省的大部分地區,美國為協助國民黨作戰而設在這一地區的全部空軍基地也被摧毀。(張宏志:《中日血戰三部曲》國防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前言)

  戰爭背后所凸顯出來的是不同的管理理念和不同的對力量對比的看法,也是對于軍事力量完全不同的運用方式,國民黨和共產黨在管理方面的區別,實際上具有普遍意義。就日本侵略軍而言,他們在與共產黨人作戰中間陷入“以短擊長”的困境,戰爭模式的選擇權和主導權掌握在共產黨人一方;在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時,侵略軍掌握著主導權并實現了“以長擊短”,國民黨方面遭遇到慘重的失敗。

  在后來的解放戰爭全面爆發不久,針對國民黨軍隊在武器裝備、人力物力方面的有形實力優勢,毛澤東在1946年與美國記者斯特朗的談話中發出了那個氣勢磅薄的預言――“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是歷史最后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實際上,小米加步槍恰恰反應了共產黨軍隊在經濟和裝備方面的劣勢,步槍的殺傷力也肯定無法跟飛機加坦克相比,這是體現在武器裝備方面的有形實力劣勢;但是國民黨軍隊在有形實力上的有限優勢,不足以彌補無形實力方面的巨大落后,戰爭勝負最終是有形實力和無形實力綜合起作用的結果,無形實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將要奠定國民黨失敗的命運。解放戰爭的最后結果,則雄辯地證明了毛澤東的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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